虚幻的革命 ——《受活》对革命叙事的解构正文

虚幻的革命 ——《受活》对革命叙事的解构

    tuding 评论 受活

    对于《受活》中“反讽革命”的主题来说,有两条并行的人物和事件线索,茅枝婆与柳鹰雀。两人拥有似乎典型而正统的革命出身,又有对革命真诚追寻、继承,但是遭遇惨痛失败。对他们悲剧性经历的叙述,揭示了“革命”的虚幻。如果说《白鹿原》《古船》这样力图“告别革命”的小说要表达的是:“革命”带来暴力和伤害,破坏了充满温情的宗法社会和田园牧歌,那么“革命”仍然是真实存在的一段历史。而《受活》则否认了革命的真实存在。

    在乡土生活中,“革命”始终只是一些弄不懂的名词、口号,是关于个人经历的传说。这种弄不懂,不是来自于与世隔绝,而是“革命”的能指与所指在现实中的脱离。受活庄人只能看到对他们的生活好与不好的措施,无法理解不同举措之间“革命”和“反革命”的标签。也许只有从这种最具体,最平凡的视角,才能暂时脱离革命叙事神圣而抽象的光环,去发掘其中的虚幻。小说对乡土的书写,正是为了寻找一种不同于“自上而下”的视角。每一点对乡土的叙述,方言土语的运用,为小说披上现实主义一板一眼、淳朴老实的可信度。但奇特的由残疾人组成的受活庄,异想天开的购买列宁遗体计划,则无时无刻不提醒读者作者超越现实的企图。在这样的背景下,读者也就得以脱离明显虚拟的故事情节的束缚,与作者一同探寻叙述的逻辑,各种解释的可能性。就好比作者展现给我们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平行时空,对那个时空的叙述是现实主义的,但他们的现实不是我们的现实。因此,这部分叙事被对象化,成为我们探究的对象。

    一. 天堂和地狱

    茅枝婆与受活庄的故事是围绕“入社——退社”,也就是“参与革命——退出革命”这条线索展开。但这个过程中,茅枝婆和受活庄果真曾经参加过革命吗?革命果真发生过吗?在小说的叙述中,这成为了一个可疑的问题。

    茅枝婆本人的革命经历是模糊不清的。而没有茅枝婆,受活庄就不会与革命拉上关系。如果茅枝婆也并没有真正参加“革命”,那么受活庄参加革命的事情也就显得更加虚幻。县志里记载她曾参加过红军 ,受活人只是单纯相信其革命出身,所有的证据只有一套老旧军装。从茅枝婆自己的回忆来看,幼时时跟着红军的队伍,母亲突然被自己人冤枉枪毙了,突然又被称为“烈士”,因此就得了个烈士子女的身份。 这种身份的得来显得十分荒诞离奇,充满讽刺。茅枝婆参加过革命的事实也就变得与传说一样模糊不清了。

    而对于村庄来说,经典的革命叙事,应该从土改开始,划分成分,用革命的理论武装贫下中农,使之翻身得解放,获得土地,然后带着土地和生产资料加入合作社。但是受活庄因为其居民都是残疾人,因此成为一个被遗忘的地方,没有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去。茅枝婆不能忘记自己曾经参加革命,也要带着受活庄进入革命中去。她相信,受活庄革命了就可以像城里一样过上天堂一样的好日子,有电灯有自来水。让她充满了希望。但是,受活庄是一个不存在所谓阶级压迫的地方,县上的工作组不论怎么调查,也无法将互相帮助、共同劳动从而不愁吃穿的受活人分出地主、富农、贫下中农的阶级成分。但是,“革命着,公社要每个大队每半月轮流送去一个地主、富农、反革命、坏蛋或右派,……以装饰社会的政治风景气象。……逢了节日,也要召开批斗会,像过节唱戏样让杜员群众受活受活。” 因此,阶级斗争的严肃性神圣性也就被消解。革命的行为方式,只不过是一些符号和装饰,并不存在实质内容。传统革命叙事中经过阶级斗争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过程,好比一场莫名其妙的办家家游戏。

    但是,所谓参加革命仅仅使得受活庄受上级隶属,为受活冠上了一个革命的标签,受活成为了一个生产队,加入了一个公社。在生产关系、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分配上,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茅枝婆只是让受活庄从几百年的世外桃源状态转变成与外界沟通、受政府控制的村庄。但这种名义上的隶属,给受活庄带来的沉重的灾难。在大劫年,公社把受活庄的粮食都运走了,说天下是共产党的天下。这种时候应该强调阶级情谊。所有人都到受活无偿地要粮食。要不到了,就用暴力抢夺。受活庄进入没有国家秩序,人和人之间为生存而厮杀的战争状态。抢粮食的人说:

    “天下哪有残人比好人过得好的道理嘛。我们不是来抢你们的粮食的,是政府让我们来这要粮的。”

    那么,这种灾难是革命带来的吗?公社的说法似乎暗示着这种回答。但作者进一步向我们揭示,事实并非如此。茅枝婆请求圆全人不要抢粮食,

    “她说……咱都是柏树子公社的社员呀!人家说,啥他奶奶公社社员啊 ,人都饿死啦,还公社社员哩。”

    到了生死关头,人们已经不屑于使用“革命”的话语阐述自己的正当性。一切不过是最原始的生存斗争。革命的信念、革命的组织没有能力在真正危急的情况下保障人的安全,因此它不但不能在实践上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而且连一个空洞的旗号也维持不下去。进一步,我们看到人们甚至从一开始就从没有相信过“革命”,认为那只不过是一次欺骗和抢夺。“她好歹也是到过延安的,也是打过了仗、闹了革命的,是为新社会出过力的呀! 圆全人就……咬着牙说,日你祖奶奶,社会都是给你们闹坏的,不革命我家也还有二亩自留地,……可你们一革命,我家就成富农了,地没了,牛没了。他说着,又在茅枝身上端两脚,说女人家,不好好过日子,还***革命哩,说我让你革命!我让你革命!”

    在这里,革命只不过是从一部分人那里夺取物质财富,并否定其原先占有的正当性。社会主义的革命本应该是为着消除阶级剥削,为解放无产阶级而进行的革命。但在这里,人们认为它只不过是一次与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农民起义没有区别的掠夺与转移,那么也就不成其为“革命”。让受活庄人的生活从天堂到地狱的,并非革命,而只是带着革命的名头进行的掠夺。实际上并不存在真实的革命。就好比从清朝到民国,衙门里坐着的仍然是原来的巡抚道台大老爷一样。

    对于受活庄的残缺人来说,革命本来可能还蕴含着另一层希望,即从“残疾人——圆全人”的不平等压迫秩序中解脱出来。但小说呈现给我们的是这种希望的惨败。受活人在“大劫年”中遭到圆全人名正言顺的抢劫,因为“天下哪有残人比好人过得好的道理”。受活人的绝术团,是依靠出卖自己的残缺而给圆全人取乐而换取金钱,好比马戏团的动物,而不是一般有知觉的人。最后,圆全人组成的县政府干部打劫了他们,将他们挣得的财富抢得一干二净,理直气壮地说道“翻天啦,这世界倒成了你们瞎盲瘸拐的天下啦。” 参加革命之后的受活人,在“残疾人——圆全人”的关系中处于更加悲惨的地位。告知了世界自身存在的受活人,失去了一切保护,无依无靠,就好比犹太人、吉普赛人,所有路过的人、有自己国家的人、强大民族的人都可以压迫他们。这里讲述的,已经不仅仅是革命虚幻的故事,而是开启了对现代社会中弱势个体孤绝、悲惨境地的探寻。小说在否定了革命的存在之后,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这个更加艰难的问题。

    二. 空洞的偶像

    同样,对于柳鹰雀来说,革命也只是符号、偶像。而如果有一天这些符号和偶像也不存在了,那么革命也就不存在了。最终购买列宁遗体的失败,象征着这种符号和偶像的丧失,也表明柳鹰雀所代表的革命与革命者的虚无。

    柳鹰雀的革命身份来自于“社校娃”这一早年生活经历。作为社校校长的养子,他获得了“革命”的标签。从小跟着干部在社校上课,记下了大量的革命术语、口号、人名、著作,可以非常熟练地使用这些革命的符号。但他理解的革命是什么?仍然是符号。比如,当柳鹰雀到受活庄搞“社会主义教育”,讲解的内容是念文件,解释“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刻板形象。

    柳县长追寻的革命道路也是符号化的。柳校长去世前为柳鹰雀垒起一座座革命者、思想家著作的金字塔,为他设计好攀登金字塔的步步高升的道路。那些书籍的革命思想内容不再重要,只是充当毫无二致的金字塔阶梯。 那些立于柳县长的圣堂里的革命伟人画像,在柳鹰雀那里,与凌霄阁上名臣将相的画像,太庙里历代帝王的画像没有区别。并且希望自己能够早日列身其中。在受活庄,秘书在客房中将他的照片与伟人的照片并列悬挂,柳县长就十分高兴。当柳县长领着受活人磕头拜谢县里发给的救灾款,他心里才感到舒坦。 他甚至在列宁墓的旁边建设耳房,企图把自己放在列宁旁边的水晶棺中,永远保存在伟人殿堂之侧。在他心中,有的不是解放无产阶级或者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理想,而只是自己升官掌权甚至当土皇帝的欲望。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革命者,甚至没有丝毫暧昧不明之处。但同时,他又真诚地相信自己是革命者,在他那里革命的全部就是这些马列主义的名词和伟人画像,全部都是符号。

    对柳县长来说,最大的偶像,那个能让他在金字塔阶梯上更进一步的符号,就是列宁遗体。因此他花费巨大心力,千方百计要从俄罗斯购买列宁遗体。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却是与革命理想背道而驰的。这种相悖,不在于使用了娱乐或市场交换的方式,而在于剥削。受活庄组成的绝术团成员卖命演出,获得了巨大的金钱收入,但是他们只获得了千分之一的工资回报,大量的“剩余价值”被县里拿走,用来购买列宁遗体。这正是掌握垄断资源的阶级迫使无产阶级出卖劳动力,为自己谋取暴利这一阶级压迫过程的图解。“购列款”来自于对受活庄人的利用、剥削,到最后是残酷的抢劫,因为圆全人认为残疾人不配享有这些财富。这部分的叙述正是表现了革命的能指与所指的分裂。

    对于列宁遗体的符号性,小说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在魂魄山建设的列宁墓地,一切的建筑设计安排都具有符号象征意义,与伟人的生辰、经历等等数字符号挂钩。 当没有指出这些符号的时候,参观者仍然不能因为列宁的革命象征意义而有所感动,因此需要建立一个符号的体系。而只要有了这个体系,即使水晶棺中没有列宁本人,也毫无关系。就好比只要建造了革命的话语,即使没有思想内涵,即使思想内涵不能得到实现也毫无关系。人们对待这套体系,也许油然起敬,但只当它是丰富的“典故”,就好比敬佩故纸堆里的博学。而更多的人,连这一层符号性的要求也没有。魂魄山上的列宁不不是任何的革命象征符号,只是一座风水极好的“金銮殿”,一座皇帝陵墓,一个有热闹有漂亮姑娘的地方。

    当国家制止了河南农民购买列宁遗体的计划,解除了柳鹰雀的县长职务时,柳鹰雀心中追寻的偶像丧失了,因此对革命的想象便彻底破灭。作者给他安排一个被车撞成残疾,回到受活庄的结局,也是意外中的必然。

    三. 轮回:非线性的时间观

    革命叙事是线性的叙事。但《受活》则采取了六十年一个轮回的传统干支纪年。一方面,这使得关于革命的叙述模糊不清,无法确证。另一方面,也否认了革命叙述不断向前发展的逻辑。

    对于受活庄来说,“入社——退社”、绝术团的“外出——回归”好比一个“治——乱”的轮回。绝术团回到受活之后,人们又开始过种田养殖的田园生活,“似乎一切都原样如初哩。” 可实际上什么都跟原来不一样了。究竟什么不一样,小说中没有提及,留待读者自行解读。但这种不同,绝不是革命叙述所主张的那种改天换地的幸福生活的降临。在受活庄,除了重大的灾难,重要的人物出现的时候,其他的日子里,时间就是百年如一日的过去。茅枝婆完成了退社的愿望,也就完成了这一生的使命。为自己追寻革命的道路最终画下一个否定的句号。耙耧山里的人们都迁到大山外面去了,受活庄仍然继续着原来的生活轨迹。参加革命入社,千辛万苦地退社,好像只是经历了一场折腾。尘埃落定之后,一切又平静下来,却没有让受活人的生活更进一步。

    对于柳鹰雀来说,其追寻革命的过程也好比一个轮回。从青年到中年步步高升,却在追逐最大的幻象时跌下来,成了残废,于是回到受活庄了却残生。对他来说,每一个革命偶像的一生就是一个轮回,自己也只不过要去重复那样一个轮回。但是,这个目标没有成功,且不被允许成功。代表着对革命权威解释的更高权力的否定,破灭了他对革命的虚幻想象。对此,柳鹰雀是失魂落魄,怅然迷茫的。他又回到了社校的柳校长给他指出一条革命前途的康庄大道之前的状态。对于柳鹰雀个人来说,追求革命的历程也没有给他带来发展和进步,甚至退到连一个圆全人也做不成的地步。

    小说试图通过受活庄、茅枝婆和柳鹰雀的革命经历展现出,在虚幻的革命外壳下,所有人只不过又经历了一次治乱的轮回。

    小说虽然从几个方面否认了革命的真实性,但并非完全的悲观。一个值得注意的情节向读者昭示了一些可能性。受活人和茅枝婆几十年坚持要退社,却在参与市场交换获得巨大利益的情况下犹豫了。革命或者说入社不能带给受活庄期待的改变,但如果这一笔演出款得以保存,那么受活人的生活也许就从此改变。但同时,金钱不能够换来有尊严的生活。受活人挣到钱以后,仍然遭到圆全人的鄙视和打压,因此无法保有通过出卖尊严换来的财富。茅枝婆从一开始对这种情况的警惕和洞察,对残缺人——圆全人之间权力关系未曾改变的认识,不失为真正的阶层的自觉。她对残缺的人、残缺的狗发自内心的理解、爱惜、责任感,不失为动人的人情味。正因为在虚无之中还有这些切实的人际关系,那么探寻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理想,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也并非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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