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受活》有感正文

读《受活》有感

    hehaining 评论 受活

    (提要:一个耙耧山脉的受活庄,一个湘西的北溪村,都是与世无争;然则一个入社,一个设官,社会都变了脸;一群受活人,7个“野人”,命运都因而改变;最后受活庄退社了,“野人”魂归进步的社会。主题异曲同工:这社、这官,活受罪的东西。)

    “受活”是北方方言,意为享乐、享受、快活、痛快淋漓。阎连科接着解释,在耙耧山脉,也暗含苦中之乐、苦中作乐之意。欣赏他的《受活》,的确有一种笑中带泪的滋味。

    因为,他虚构了一个顶有趣的故事。耙耧山脉的一个县长柳鹰雀,异想天开,计划向莫斯科购买列宁的遗体,然后在他的穷县里巡展,成为县财政的摇钱树。为了凑起购款,受活庄的残疾人组成了表演团,瘸的、盲的、聋的、哑的、侏儒的,因天生的残疾诞生的生活技巧,被捧为绝技,受活人的表演意外成功,好多亿的购款一下子齐了。当然了,这个被看作神想出来的主意一走出耙耧山脉,差点变成了国际争端。柳鹰雀丢官不说,最后也看破这世间的种种伪装,还有官场万象,竟把双腿弄折,搬到了受活庄,成了世外一员。

    如果故事止于此,看客也就笑笑而已,当作是光怪陆离的世间万态之一罢了。这泪,还是为受活庄的命运、受活人的坎坷流的。这超现实主义的称号,还是来自茅枝婆一生为入社、退社的挣扎,这挣扎,折射出共和国成立后的那些荒唐事。

    茅枝婆,当年红军过草地时,因为阴差阳错的缘分嫁入受活庄。那时,受活庄在行政地图上没有名分,受活得很。鬼子打跑了、全国解放后,茅枝婆觉得自己是去过延安的人,应该带领全庄人闹革命,于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受活庄成立了合作社,与全国革命形势接轨。然而,捉弄人的是,接二连三的人灾来了。铁灾、大劫年、红罪、黒罪,在文革时,茅枝婆差点戴着地主婆的帽子被枪毙。受活人把这些灾难归咎于入社,茅枝婆成了罪魁。茅枝婆在闹明白革命的内涵后,剩下的那半辈子就在为退社活着,一直到了柳鹰雀出现在受活庄头,于是故事的两条线就接在一起了。

    这故事,留给看客的超现实设想是,如果受活庄不入社,那又会是哪番光景?再超一点,如果整个中国都不入社,哪又是哪种景象呢?当然,很多文人骚客、专家学者都可能琢磨过,阎连科用超现实表现出来了。看完之后,我心里沉甸甸的,觉得一点也不超。阎连科在代后记里说这是“超越主义的现实主义”,颇为精辟。还有一段话值得回味:“现实主义,与生活无关,与社会无关,与它的灵魂――‘真实’,也无多大干系,它只与作家的内心和灵魂有关。……内心的丰饶,是创作的惟一源泉。而生活,仅仅是滋养一个优秀作家内心的养分。”不过这应当是阎连科对作家这份职业的感悟,与受活庄无关。

    看这受活庄,我又记起沈从文的一篇小说《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用小说与现实政治直接交恶,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并不多见,这篇算是其一了。

    北溪村(应在湘西)原本一直在自然而成的规则下生存,宁静而怡然。现在要设官了,甚至以后迎春节的痛饮也是有干于禁例的事。“仍然是耕田,仍然是砍柴栽菜,地方新的进步只是要他们纳捐,要他们在一切极琐碎极难记忆的规则下走路吃饭。有了内战时,便把他们壮年能作工的男子拉去打仗,这是有政府时对于平民的好处。”设官后,沈从文又写道:“不久就有一种不必做工也可以吃饭的人了。又有靠说谎话骗人的大绅士了。又有靠狡诈杀人得名得利的伟人了。又有人口的买卖行市,与大规模官立鸦片烟馆了。”

    7个男人宁愿过不设官的日子,他们躲到山洞里,变成了“野人”,继续着官衙够不着的生活。他们打猎,有时和村人交易柴米油盐。年长的男子用美德和经验教育年轻的,一切依然有规则。然而,一个迎春节时,村人念起痛快喝酒的日子,就都聚到了山洞,逍遥过了一宿。第二天,70名士兵赶到,7名男子的头颅被割了下来,喝酒的村人也成了有罪之人。故事嘎然而止,因而地方进步了。

    这两篇小说无相同之处,偏偏主题有相似的地方。一个耙耧山脉的受活庄,一个湘西的北溪村,都是与世无争;然则一个入社,一个设官,社会都变了脸;一群受活人,7个“野人”,命运都因而改变;最后受活庄退社了,“野人”魂归进步的社会。主题异曲同工:这社、这官,活受罪的东西。

    这里面,有些深奥而已经深入人心、因而浅显的现实主义内涵。这社会的政治制度设计,应是人民的福祉,而不能是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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